有管理权威告诉我们，管理界正在被一个接一个的“坏时尚”所困扰，不少企业不惜为一个浮夸的概念投入数以亿计的美元，由此造成的多米诺牌骨效应直至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那么，这些时尚为什么会得到企业的追捧呢?这并非管理精英们分不清好与坏的界限，而是因为“坏时尚”也有偶然的成功，否则就时尚不起来。
概率事件与信仰无关
2月7日3时12分，在浓郁的过年气氛中，位于福州法海路1号的千年古刹法海寺发生火灾，大殿和法堂严重损毁。然而令坊间诸多信佛的教徒和居士惊奇的是，过火后的庙堂中，竟有一尊木质的佛像安然无恙。“歌坛天后”王菲听到这个美妙的传闻，在微博上写道：“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科学教皇”方舟子随后评论：“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从这场名人在网上的口水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管理时尚是怎样变“坏”的。
当木制结构的寺庙建筑火势蔓延迅速，火化灵屋般被熊熊烈火吞噬，同为木质的佛像安然无恙，由此与佛的显灵产生联想，这并不奇怪。同样的道理，一种管理时尚的兴起，当时并不算坏，甚至是成功的，可以确信的;但是当我们把偶然的机缘当成普适的模式推广时，就可能产生谬误。比如企业高管的高薪，在打破平均主义的死潭时，的确能够产生激励作用;但是当它成为“惯例”，攀比成风，任其在垄断企业屡创新高，无疑就会变味。
信仰需要案例来支撑，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如果信仰在先，个别案例无论成败，都不足以动摇信仰。但是，管理界如果被“坏时尚”所困扰，那就不同了，那是从个别案例形成一种“信仰”。比如从高薪激励的局部成功案例出发，形成一种高薪主义;从股东在公司制发展中曾经产生过的重要作用形成股东价值论，将股东价值置于社会责任之上，就会形成一种错误的企业管理模式。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公司的体制无论是以股东为中心还是以董事会为中心，都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否则都是一种“坏时尚”。
要想摆脱“坏时尚”的困扰，对时尚进行理性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即如方舟子所言，“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换句话说，就是将偶然的成功用必然的规律检验一番，这与信仰无关。据人民网2月10日报道，发生在法海寺的这仇灾中，不仅这尊木佛幸存，还有大量宝贵的经书和文物得以保全，也未造成人员伤亡。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点把火试试”，以证明自己的高明。佛诣早已告诉我们，对佛的信奉不能建立在对某一尊佛像的崇拜上面。但是管理需要较真，当一种管理时尚像木佛火中幸存的消息一样流行时，就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偶然因素的庇护固然令人赞叹，但如果由此相信佛法无边，信众从此可以火中取栗，毫无疑问将走火入魔。
杜绝不正当例外的侥幸
在上述虚拟世界的“口水战”中，王菲指责方舟子是“科学地不讲理”，方舟子用天后的句式来回敬，认为王菲是“信仰地不讲理”。企业管理领域同样存在相似的问题，不过企业是务实的，不会陷于“不讲理”的隐喻，只涉及实务的是否不正当。有意思的是，就市场运作偶然的成功而言，不正当例外的小概率事件的确历经了一个由“科学地不正当”到“信仰地不正当”的演变，只不过心存侥幸将适得其反。
市场总是机会与挑战并存，所谓的偶然是相对而言的。打破大锅饭，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必然的;但由哪一部分人以什么方式在什么状态下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就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比如东盛科技原灵魂人物郭家学的偶然成功。2000年，郭家学成功收购江苏启东盖天力公司，两周后就获得意外的收获：感冒药当时的第一品牌康泰克因PPA事件受到质疑，给其他不含PPA的感冒药开拓市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郭家学立即决定更换白加黑包装，赶制广告片，召开新闻发布会，利用PPA危机推广“白加黑”，使得“白加黑”销售额迅速增长了15倍，东盛集团一举进入中国医药工业前20强。
问题在于，管理者如果对偶然的成功试图进行“科学地”包装，挑战市场规则，那就是心存侥幸，涉嫌不正当，属于“科学地不正当”。当这种“科学地不正当”最终形成潜规则时，就成了一种“坏时尚”。东盛集团的郭家学在上述意外的收获中，认为自己发现了“资本经营”的秘密，开始迷信于自己的资源腾挪天才，竟变成了一个收购狂人，导演了一幕幕让人疑窦重重的收购案例。如果说收购成为一种时尚不能被视为坏事，那么用科学掩盖不正当，就难免会受到人们的质疑。比如在收购云南医药集团的过程中，郭家学将前期收购的企业资产用来抵押贷款，作为控股股东凭借控股地位肆意侵占上市公司资源，企图利用杠杆原理进行投机。他的拆东墙补西墙看起来很科学，其实不仅是无视规则，而且是在刻意钻规则的空子，受到法律的制裁是早晚的事。
当宏观层面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得郭家学随着资金链的断裂，即将应声而倒时，他不仅没有进行深刻地反省，反而由“科学地不正当”上升为“信仰地不正当”，希望等到政策“好转”时东山再起。具体表现为郭家学在后来的资本扩张中有太多的假设，总希望幸运再次降临。比如“假设”东盛科技的市值由当时的71亿两年后上升到200亿;收购云药集团时“假设”能够将山西广誉远境外上市，轻松偿还对上市公司的占款;面对云药集团无法完成的指标，他又“假设”2008年云药集团能够在海外整体上市，使得云南白药能坚持到自己能净赚40亿以上。然而历史的转盘不可能按照投机者的假设旋转，东盛的短期负债占到了债务结构的98%，郭家学只好黯然出局。
回到管理的本真看个案
当方舟子提出对那尊幸存的木佛“拿来点把火试试”的时候，王菲以歌后的优雅语气质问方舟子：“你想试什么?能不能点着么?”显然，方舟子如果是针对人们的信仰而言，这种“偏执”涉嫌卖弄学问;然而在逻辑上却无懈可击。在应对管理界一个接一个的“坏时尚”时，我们更需要如此较真。其实，这种“试试”的较真方式并不是方舟子的首创。早在东汉时期，伟大的思想家王充就已经这样破除迷信了，《论衡》一书就有很多这样回到本真的记载。
方舟子的办法叫做“实验检验传奇”，背后的逻辑是处理好特殊与一般的关系。王充就是这样来揭开偶然事件的奥秘的。有史料记载，春秋时的楚成王下令废掉太子商臣，商臣则提前包围了楚成王，楚成王被迫上吊而亡。商臣按惯例给楚成王起了一个贬意的谥号叫“灵”，楚成王不闭眼;改称一个褒奖的名字“成”，他才闭上眼睛。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楚成王死而有知。王充则在《论衡·死伪篇》中则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因为楚成王刚死的时候，身体内的气息还在，谥号为“灵”时，眼睛还在睁着。等到改谥号叫“成”时，刚好体内的气息衰竭，眼睛闭上，这完全是一种巧合。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那就是看人死后憎恶给自己坏谥号，是否具有普遍性。王充指出，历史上谥号贬称为“灵”、“厉”等的人很多，他们死亡时并非都不闭眼睛。所以说楚成王死后憎恶坏谥号是不能成立的，更不能用来证明死后有知。
王充对具体事件的检验虽然没有高科技的支持，但是其智慧水平并不比方舟子低;当个案不能或者不便于直接进行从特殊到一般的推演时，王充采取的办法是用同类事件由特殊到特殊的推论。比如针对赵简子梦见自己在天上遨游的史料，当时的人们就认为他真的上了天。而王充在《论衡·纪妖篇》指出，赵简子梦中遨游的天也并不是真的天，根据是对另一个同类故事的“证伪”：鲁国叔孙穆子梦见天压住了自己，如果真有这么回事，那是说天掉到地上来了。天掉到地上，有楼台顶住它，不会直接压倒住在楼台里的叔孙穆子的身上。如果压到他身上，那么楼台就被压坏了。而楼台没有压坏，就说明天没有掉到地上。既然如此，那么就知道赵简子所遨游的梦境也并不是现实中的天。
其实，当一种管理“时尚”兴起时，也许我们不必与之较真，只要我们破除迷信，根据管理常识进行独立的判断，就不难回到管理的本真。即使我们不能轻易断言一种管理时尚为“坏”，但是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中，我们也不必对一种新出的“枝叶”刻意去猎奇。管理大师德鲁克在1954年出版的着作《管理的实践》中，早就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企业的目的是让顾客满意”。占据管理圣坛第一位的是顾客，第二位、第三位还是顾客。今天，这个答案仍旧像当初那样合理，顾客价值是企业高管应当遵循的唯一指南，而不是股票价格、股东价值或者其他什么时尚。当然，顾客第一的理念也有其本真，那就是真正地为顾客提供价值，而不是把忽悠顾客当作第一，否则同样走不出“坏时尚”的困扰。
概率事件与信仰无关
2月7日3时12分，在浓郁的过年气氛中，位于福州法海路1号的千年古刹法海寺发生火灾，大殿和法堂严重损毁。然而令坊间诸多信佛的教徒和居士惊奇的是，过火后的庙堂中，竟有一尊木质的佛像安然无恙。“歌坛天后”王菲听到这个美妙的传闻，在微博上写道：“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科学教皇”方舟子随后评论：“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从这场名人在网上的口水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管理时尚是怎样变“坏”的。
当木制结构的寺庙建筑火势蔓延迅速，火化灵屋般被熊熊烈火吞噬，同为木质的佛像安然无恙，由此与佛的显灵产生联想，这并不奇怪。同样的道理，一种管理时尚的兴起，当时并不算坏，甚至是成功的，可以确信的;但是当我们把偶然的机缘当成普适的模式推广时，就可能产生谬误。比如企业高管的高薪，在打破平均主义的死潭时，的确能够产生激励作用;但是当它成为“惯例”，攀比成风，任其在垄断企业屡创新高，无疑就会变味。
信仰需要案例来支撑，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如果信仰在先，个别案例无论成败，都不足以动摇信仰。但是，管理界如果被“坏时尚”所困扰，那就不同了，那是从个别案例形成一种“信仰”。比如从高薪激励的局部成功案例出发，形成一种高薪主义;从股东在公司制发展中曾经产生过的重要作用形成股东价值论，将股东价值置于社会责任之上，就会形成一种错误的企业管理模式。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公司的体制无论是以股东为中心还是以董事会为中心，都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否则都是一种“坏时尚”。
要想摆脱“坏时尚”的困扰，对时尚进行理性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即如方舟子所言，“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换句话说，就是将偶然的成功用必然的规律检验一番，这与信仰无关。据人民网2月10日报道，发生在法海寺的这仇灾中，不仅这尊木佛幸存，还有大量宝贵的经书和文物得以保全，也未造成人员伤亡。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点把火试试”，以证明自己的高明。佛诣早已告诉我们，对佛的信奉不能建立在对某一尊佛像的崇拜上面。但是管理需要较真，当一种管理时尚像木佛火中幸存的消息一样流行时，就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偶然因素的庇护固然令人赞叹，但如果由此相信佛法无边，信众从此可以火中取栗，毫无疑问将走火入魔。
杜绝不正当例外的侥幸
在上述虚拟世界的“口水战”中，王菲指责方舟子是“科学地不讲理”，方舟子用天后的句式来回敬，认为王菲是“信仰地不讲理”。企业管理领域同样存在相似的问题，不过企业是务实的，不会陷于“不讲理”的隐喻，只涉及实务的是否不正当。有意思的是，就市场运作偶然的成功而言，不正当例外的小概率事件的确历经了一个由“科学地不正当”到“信仰地不正当”的演变，只不过心存侥幸将适得其反。
市场总是机会与挑战并存，所谓的偶然是相对而言的。打破大锅饭，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必然的;但由哪一部分人以什么方式在什么状态下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就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比如东盛科技原灵魂人物郭家学的偶然成功。2000年，郭家学成功收购江苏启东盖天力公司，两周后就获得意外的收获：感冒药当时的第一品牌康泰克因PPA事件受到质疑，给其他不含PPA的感冒药开拓市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郭家学立即决定更换白加黑包装，赶制广告片，召开新闻发布会，利用PPA危机推广“白加黑”，使得“白加黑”销售额迅速增长了15倍，东盛集团一举进入中国医药工业前20强。
问题在于，管理者如果对偶然的成功试图进行“科学地”包装，挑战市场规则，那就是心存侥幸，涉嫌不正当，属于“科学地不正当”。当这种“科学地不正当”最终形成潜规则时，就成了一种“坏时尚”。东盛集团的郭家学在上述意外的收获中，认为自己发现了“资本经营”的秘密，开始迷信于自己的资源腾挪天才，竟变成了一个收购狂人，导演了一幕幕让人疑窦重重的收购案例。如果说收购成为一种时尚不能被视为坏事，那么用科学掩盖不正当，就难免会受到人们的质疑。比如在收购云南医药集团的过程中，郭家学将前期收购的企业资产用来抵押贷款，作为控股股东凭借控股地位肆意侵占上市公司资源，企图利用杠杆原理进行投机。他的拆东墙补西墙看起来很科学，其实不仅是无视规则，而且是在刻意钻规则的空子，受到法律的制裁是早晚的事。
当宏观层面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得郭家学随着资金链的断裂，即将应声而倒时，他不仅没有进行深刻地反省，反而由“科学地不正当”上升为“信仰地不正当”，希望等到政策“好转”时东山再起。具体表现为郭家学在后来的资本扩张中有太多的假设，总希望幸运再次降临。比如“假设”东盛科技的市值由当时的71亿两年后上升到200亿;收购云药集团时“假设”能够将山西广誉远境外上市，轻松偿还对上市公司的占款;面对云药集团无法完成的指标，他又“假设”2008年云药集团能够在海外整体上市，使得云南白药能坚持到自己能净赚40亿以上。然而历史的转盘不可能按照投机者的假设旋转，东盛的短期负债占到了债务结构的98%，郭家学只好黯然出局。
回到管理的本真看个案
当方舟子提出对那尊幸存的木佛“拿来点把火试试”的时候，王菲以歌后的优雅语气质问方舟子：“你想试什么?能不能点着么?”显然，方舟子如果是针对人们的信仰而言，这种“偏执”涉嫌卖弄学问;然而在逻辑上却无懈可击。在应对管理界一个接一个的“坏时尚”时，我们更需要如此较真。其实，这种“试试”的较真方式并不是方舟子的首创。早在东汉时期，伟大的思想家王充就已经这样破除迷信了，《论衡》一书就有很多这样回到本真的记载。
方舟子的办法叫做“实验检验传奇”，背后的逻辑是处理好特殊与一般的关系。王充就是这样来揭开偶然事件的奥秘的。有史料记载，春秋时的楚成王下令废掉太子商臣，商臣则提前包围了楚成王，楚成王被迫上吊而亡。商臣按惯例给楚成王起了一个贬意的谥号叫“灵”，楚成王不闭眼;改称一个褒奖的名字“成”，他才闭上眼睛。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楚成王死而有知。王充则在《论衡·死伪篇》中则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因为楚成王刚死的时候，身体内的气息还在，谥号为“灵”时，眼睛还在睁着。等到改谥号叫“成”时，刚好体内的气息衰竭，眼睛闭上，这完全是一种巧合。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那就是看人死后憎恶给自己坏谥号，是否具有普遍性。王充指出，历史上谥号贬称为“灵”、“厉”等的人很多，他们死亡时并非都不闭眼睛。所以说楚成王死后憎恶坏谥号是不能成立的，更不能用来证明死后有知。
王充对具体事件的检验虽然没有高科技的支持，但是其智慧水平并不比方舟子低;当个案不能或者不便于直接进行从特殊到一般的推演时，王充采取的办法是用同类事件由特殊到特殊的推论。比如针对赵简子梦见自己在天上遨游的史料，当时的人们就认为他真的上了天。而王充在《论衡·纪妖篇》指出，赵简子梦中遨游的天也并不是真的天，根据是对另一个同类故事的“证伪”：鲁国叔孙穆子梦见天压住了自己，如果真有这么回事，那是说天掉到地上来了。天掉到地上，有楼台顶住它，不会直接压倒住在楼台里的叔孙穆子的身上。如果压到他身上，那么楼台就被压坏了。而楼台没有压坏，就说明天没有掉到地上。既然如此，那么就知道赵简子所遨游的梦境也并不是现实中的天。
其实，当一种管理“时尚”兴起时，也许我们不必与之较真，只要我们破除迷信，根据管理常识进行独立的判断，就不难回到管理的本真。即使我们不能轻易断言一种管理时尚为“坏”，但是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中，我们也不必对一种新出的“枝叶”刻意去猎奇。管理大师德鲁克在1954年出版的着作《管理的实践》中，早就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企业的目的是让顾客满意”。占据管理圣坛第一位的是顾客，第二位、第三位还是顾客。今天，这个答案仍旧像当初那样合理，顾客价值是企业高管应当遵循的唯一指南，而不是股票价格、股东价值或者其他什么时尚。当然，顾客第一的理念也有其本真，那就是真正地为顾客提供价值，而不是把忽悠顾客当作第一，否则同样走不出“坏时尚”的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