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粉体网3月5日讯 春节后，生物医用材料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
不久前，中科院金属研究所首次在国际上提出金属材料生物功能化的特殊作用，成功开发出含铜抗菌医用金属新材料;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开发出一种新型羟基磷灰石—石墨烯纳米复合生物材料，解决了陶瓷材料的增韧问题，快速促进骨组织固定。
而就在一周前结束的ATA第二届全球生物医用材料论坛上，学术、企业、投资等与会各界人士也均对国内生物医用材料的产业前景十分看好。
然而现实却泼了盆冷水——多位专家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虽然我国生物医用材料基础研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受专业技术壁垒及企业资金投入的限制，进口产品仍占据我国高端市场的半壁江山。
需求量大增
从无生命的材料转变为有生命的人体组织，具有生物活性的医用材料使创伤修复、组织再生甚至器官再生都不再成为难题。
用聚乳酸、镁合金、纳米羟基磷灰石基复合材料等加工制成的骨钉，不必通过二次手术取出即可被人体吸收;生物衍生材料制成的心脏瓣膜、血管修复体等，不仅能在体内降解代谢掉，还可刺激、诱导受损组织的再生……
可以说，生物医用材料临床应用的成功，催生了一个极具生机的朝阳产业，《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及《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也将其列为重要发展方向。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生物医用材料与组织工程中心主任奚廷斐日前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生物医用材料是一个典型的低原材料消耗、低能耗、低环境污染、高技术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并且近10年来以超过20%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
数据显示，2008~2010年，我国生物医用材料的复合增长率高达30%，远高于国际市场的22%，2010年市场销售额近100亿美元。奚廷斐称，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以及中、青年创伤数量的增加，生物医用材料的市场需求量还将会大幅上升。
外资独占鳌头
可这样一块诱人的蛋糕，却被外资企业切去了大半。
东兴证券医药行业分析师宋凯近日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全球生物医用材料市场集中度较高，强生、美敦力、贝朗等跨国公司控制了主要市场。近几年，跨国公司通过并购也强化了国内的市场地位，国内部分港股和海外上市的优秀公司以及未上市公司，已经被外企收购。
虽然上述现象从一定侧面反映出外资对中国市场的看好与重视，但另一个尴尬现实却是，我国生物医用材料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却无法占领高端市场，只能在低端徘徊。
“国内80%~90%的成果仍然待在实验室里，企业基本生产中、低端产品，70%的高端产品依靠进口。”奚廷斐指出，由于我国大部分生物医用材料生产企业规模小、经济实力不强，相当一部分的技术装备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水平，不仅产品质量不能保证，且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
不仅如此，与外资在生物医用材料的资金投入力度相比，国内企业更是相形见绌。
据记者了解，相当长时间内，国内产业发展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但其主要投资方向是国有大型企业，而不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生物医用材料企业。
奚廷斐称，由于企业融资渠道不畅通，缺乏促进成果产业化及技术改造的资金，也导致生产装备落后，产品质量不高且稳定性差。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刘昌胜也对记者表示，生物医用材料产业研发周期长、产业链长以及牵扯的审批环节众多，这为产业化设置了很大障碍。
一般来说，一种新型的生物医用材料从开始研制到最终转化为产品，需要经历很多环节，包括实验室研究、中试生产、临床试验、规模化生产、药政审批等多个阶段。
“由于临床应用申报过程漫长而昂贵，因此，很少有我国自主研发的生物医用材料能够走完全程，最终进入市场。”刘昌胜说。
升级技术平台
面对外资蚕食，本就薄弱的本土生物医用材料及其制品产业又该如何突围?
在宋凯看来，国内企业如果想凭借同一技术平台的同质化产品与国外企业竞争，这一过程可能会比较艰难和漫长。因为国际巨头已经确立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国内企业无论是资金实力还是品牌都存在劣势。
因此，宋凯认为，未来国内生物医用材料企业的机会还在于对技术平台的升级，通过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来取代进口产品，同时占领技术和行业发展的制高点，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也是长远之计。
然而，对于技术附加值较高的生物医用材料来说，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短期内就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产业还是具有很强的风险性。
刘昌胜对此表示，生物医用材料产业还应通盘考虑，集中精力和明确主次方向，扬长避短。他认为，临床市场是生物医用材料技术创新的源泉，只有紧紧抓住了市场，在若干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然后再考虑向各个更深层次发展，才能开发出适销对路的系列产品。
前瞻网资深产业研究员、分析师李佩娟则建议，国家应该设立生物医用材料重大科技专项，整合全国资源，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综合实力，突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提升创新和集成能力，大力发展对整个产业带动性强、技术集成度高、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专利产品。
不久前，中科院金属研究所首次在国际上提出金属材料生物功能化的特殊作用，成功开发出含铜抗菌医用金属新材料;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开发出一种新型羟基磷灰石—石墨烯纳米复合生物材料，解决了陶瓷材料的增韧问题，快速促进骨组织固定。
而就在一周前结束的ATA第二届全球生物医用材料论坛上，学术、企业、投资等与会各界人士也均对国内生物医用材料的产业前景十分看好。
然而现实却泼了盆冷水——多位专家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虽然我国生物医用材料基础研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受专业技术壁垒及企业资金投入的限制，进口产品仍占据我国高端市场的半壁江山。
需求量大增
从无生命的材料转变为有生命的人体组织，具有生物活性的医用材料使创伤修复、组织再生甚至器官再生都不再成为难题。
用聚乳酸、镁合金、纳米羟基磷灰石基复合材料等加工制成的骨钉，不必通过二次手术取出即可被人体吸收;生物衍生材料制成的心脏瓣膜、血管修复体等，不仅能在体内降解代谢掉，还可刺激、诱导受损组织的再生……
可以说，生物医用材料临床应用的成功，催生了一个极具生机的朝阳产业，《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及《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也将其列为重要发展方向。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生物医用材料与组织工程中心主任奚廷斐日前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生物医用材料是一个典型的低原材料消耗、低能耗、低环境污染、高技术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并且近10年来以超过20%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
数据显示，2008~2010年，我国生物医用材料的复合增长率高达30%，远高于国际市场的22%，2010年市场销售额近100亿美元。奚廷斐称，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以及中、青年创伤数量的增加，生物医用材料的市场需求量还将会大幅上升。
外资独占鳌头
可这样一块诱人的蛋糕，却被外资企业切去了大半。
东兴证券医药行业分析师宋凯近日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全球生物医用材料市场集中度较高，强生、美敦力、贝朗等跨国公司控制了主要市场。近几年，跨国公司通过并购也强化了国内的市场地位，国内部分港股和海外上市的优秀公司以及未上市公司，已经被外企收购。
虽然上述现象从一定侧面反映出外资对中国市场的看好与重视，但另一个尴尬现实却是，我国生物医用材料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却无法占领高端市场，只能在低端徘徊。
“国内80%~90%的成果仍然待在实验室里，企业基本生产中、低端产品，70%的高端产品依靠进口。”奚廷斐指出，由于我国大部分生物医用材料生产企业规模小、经济实力不强，相当一部分的技术装备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水平，不仅产品质量不能保证，且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
不仅如此，与外资在生物医用材料的资金投入力度相比，国内企业更是相形见绌。
据记者了解，相当长时间内，国内产业发展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但其主要投资方向是国有大型企业，而不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生物医用材料企业。
奚廷斐称，由于企业融资渠道不畅通，缺乏促进成果产业化及技术改造的资金，也导致生产装备落后，产品质量不高且稳定性差。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刘昌胜也对记者表示，生物医用材料产业研发周期长、产业链长以及牵扯的审批环节众多，这为产业化设置了很大障碍。
一般来说，一种新型的生物医用材料从开始研制到最终转化为产品，需要经历很多环节，包括实验室研究、中试生产、临床试验、规模化生产、药政审批等多个阶段。
“由于临床应用申报过程漫长而昂贵，因此，很少有我国自主研发的生物医用材料能够走完全程，最终进入市场。”刘昌胜说。
升级技术平台
面对外资蚕食，本就薄弱的本土生物医用材料及其制品产业又该如何突围?
在宋凯看来，国内企业如果想凭借同一技术平台的同质化产品与国外企业竞争，这一过程可能会比较艰难和漫长。因为国际巨头已经确立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国内企业无论是资金实力还是品牌都存在劣势。
因此，宋凯认为，未来国内生物医用材料企业的机会还在于对技术平台的升级，通过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来取代进口产品，同时占领技术和行业发展的制高点，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也是长远之计。
然而，对于技术附加值较高的生物医用材料来说，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短期内就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产业还是具有很强的风险性。
刘昌胜对此表示，生物医用材料产业还应通盘考虑，集中精力和明确主次方向，扬长避短。他认为，临床市场是生物医用材料技术创新的源泉，只有紧紧抓住了市场，在若干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然后再考虑向各个更深层次发展，才能开发出适销对路的系列产品。
前瞻网资深产业研究员、分析师李佩娟则建议，国家应该设立生物医用材料重大科技专项，整合全国资源，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综合实力，突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提升创新和集成能力，大力发展对整个产业带动性强、技术集成度高、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专利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