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粉体网讯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减税降费、“三深一土”等许多涉及矿业、资源领域的话题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其中，“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作为一项既关乎经济发展又涉及民生改善的话题受到业界和公众广泛热议。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明确提出，支持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发展。
目前，我国有262个资源型城市，其中包括126个地级行政区、62个县级市、58个县、16个市辖区。随着经济发展以及资源消耗，资源型城市特别是资源型产业如何实现转型发展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的重视。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第二届北京大学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论坛上发表了演讲。与传统概念不同，他提出，资源也可能成为经济发展发展的负担。资源总量的不确定性和价格的强波动性容易滋生腐败，资源价格高时易增加不必要开支。因此，要想把资源从负担转变成有利条件，必须转向非资源产业。
“资源诅咒”缘何而起？
“资源”是指一国或一地内拥有的物力、财力、人力等各种物质要素的总称，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那么，为什么在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或城市，资源容易变成负担，出现“资源诅咒”的现象？
林毅夫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资源是埋在地底下的，资源到底有多少、财富有多大并不是一人就能看清楚。如果资源由企业开发，私营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要想取得资源开发权需要政府的批准，就会贿赂政府官员，以低价取得资源开发的权利。
“资源特别容易跟腐败联系在一起。腐败是有社会代价的，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均，造成很多的冲突矛盾。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当然也不容易发展得好。”林毅夫说。
“第二，资源的价格波动非常大。”林毅夫分析说，因为资源的供需弹性少，需求多时，价格一年可以涨好几倍，但是需求少时，资源的价格会跌得非常厉害。在资源价格高的时候，政府福利支出多，等到价格低下来时想把福利支出减少就会非常困难；有一些建设铺的太大，就很容易出现资源价格下跌时财政日子不好过的情况，政府负债会特别高。
“第三，资源是会枯竭的。枯竭以后这个城市、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如何继续发展？” 林毅夫进一步谈到，要是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整个经济可能就会出现崩溃的情形。
此外，林毅夫还指出，一般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会有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而在赶超过程中上马没有比较优势的先进产业，资源就成了负担。他举例说，发展中国家很容易有一种冲动，想去发展同发达国家一样非常先进的产业。这种产业看起来很先进，可是它违反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即使能把它建立起来，而要让它继续经营下去则需要靠政府不断保护补贴。“当然，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也不能说没有贡献，但是它对经济的效力非常低，对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改善作用非常低。这是资源成为经济发展负担的第四个原因。” 林毅夫说。
破解困局的三大思路
那么，针对上述问题，要想让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和城市经济能够发展得好一点，该做些什么呢？对此，林毅夫表示，目前的治理思路有三点。
“首先，资源容易产生腐败。那就通过强调透明性、强调监管来防止腐败的出现。”林毅夫介绍说，国际上甚至有开采资源透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也在推动这项工作。非洲的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专门在倡导透明，监督政府。这是一个思路，可以减少腐败的可能性。
对于资源价格波动大的问题，林毅夫提出的解决思路是：当资源价格高的时候收入也多，但不能都用掉，只能用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要储蓄下来未雨绸缪；当资源价格低的时候，因为有储蓄，就可以用储蓄来承担如福利支出或政府一些必要的公共支出。
如何应对资源枯竭问题？林毅夫表示，“那就要创造永续收入。在资源收益高的时候，要把大部分储蓄起来，把地下的财富变成地面的财富，再把地面的财富变成金融财富，把它储蓄下来投资在国内、国际的股票市场或者政府债券。这些资产就会有永续的收入。资源枯竭的时候就可以靠这些永续收入来支持支出。”
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视角
“解决资源枯竭的方向就是要转向多样化，从资源产业转向对非资源产业的发展。”沿着同样的思路，林毅夫进一步分析强调，在这一点上，是新结构经济学做贡献的所在。
林毅夫表示，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现有产业技术的不断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必须把经济的生产活动不断地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新产业上去，然后不断爬技术的台阶和资本的台阶，进入到各种非资源产业的发展领域。这是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现象。
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转型升级以后，怎样才能够真正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呢？林毅夫表示，基本上是要求新产业必须符合潜在比较优势。因为只有符合潜在比较优势，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当然在市场上的竞争不是要素生产成本的竞争，是总成本的竞争。总成本除了要素生产成本之外还包含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一方面决定于各种基础设施，以及一些制度安排，像金融、法律等等是不是有效力，这些都会影响企业经营过程中除要素生产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企业利润一方面决定于产品的成本，另一方面决定于投入的要素。在这种状况下，在给予新产品一定价格之下，它获得的利润决定于要素生产成本。
他坦言，如果企业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根据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去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前提——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需求性。在积极发展过程当中，要让各种要素相对需求性能够较好地反映各个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前提是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场，有比较好的市场制度。
但是，林毅夫强调，仅有比较好的市场制度还不够。经济发展过程本身是一个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在这种状况下，有必要给创新的企业家提供一个激励的补偿。
同时，他还指出，如果产业基础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但是要素生产成本不一样，交易成本也会非常高。单个企业家没积极性去做，也没有能力去做，就必须由政府来做。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来解决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
如何摆脱“资源诅咒”
那么，在现有认识基础上该如何摆脱“资源诅咒”，把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从负担变成一个有利条件呢？
对此，林毅夫指出5条路径：第一，要找到一个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因势利导；第二，招商引资；第三，弯道超车；第四，完善软硬基础设施；第五，激励补偿创新型企业。
“有些国家要素生产成本低，但它为什么没竞争力？”林毅夫表示，一定是交易成本太高。对此，政府可以进行分析，然后来帮企业解决。
关于弯道超车，林毅夫谈到，有些新技术、新产品二三十年前没有，现在出现了，尤其是互联网移动通信行业。它的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主要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投入的非常少。这种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的研发、技术的研发特别短，我们提高非常快，跟发达国家没有多大的差距。他建议，全国的资源型城市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创造一个条件，靠吸引需要的人才来实现弯道超车。
林毅夫表示，导致交易成本高的大部分原因是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那就可以针对要发展的产业去完善它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
“此外，给创新型企业一定的激励补偿非常重要。”林毅夫表示，这种激励补偿不是保护，比如可以给它免税一段时间或者给它一次性的奖励等等。这样做的话，资源型城市可以比非资源型城市发展得更好。它就可以从资源型诅咒变成资源型有利。可用的资源更多，用来完善软硬基础设施的力度可以更大，经济发展转型可以更好更快。
最后，林毅夫谈到，固然有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发展失败的案例，但是像美国，它是一个资源极端丰富的国家，经济发展也非常好。所以如果资源用得好，一方面在管理上透明、避免腐败，另一方面了解资源的这种波动特性而未雨绸缪，再能用资源支持这个地区、这个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地区、资源型国家应该可以发展的比非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地区、非资源型国家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