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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镛，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化学工程学家和冶金学家。他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主修化学工程，1956年回国后加入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开拓了我国湿法冶金研究的新领域。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5项，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作为著名化工专家，他辛勤耕耘，为推动我国化学工程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我国湿法冶金的开拓者之一，他坚持不懈，使我国的湿法冶金在很多方面已达世界先进水平；作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作为连续五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他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国的科技发展建言献策。
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奋斗
1922年，陈家镛出生于四川成都金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三年后，为躲避战乱，全家搬至成都市的祖屋居住，陈家镛在那里度过了十二载光阴。他后来曾回忆说，“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工业品倾销就立志要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奋斗，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实践自己的诺言！”
1939年中学毕业后，陈家镛如愿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并在重庆遇到了杜长明、高济宇、李景晟、时钧等国内学界一流的老师。凭借学业上的过人天赋和勤奋刻苦，陈家镛毕业后得到了留校任教的机会。
陈家镛虽然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他在科研工作上敢于质疑、大胆探索。任化学系助教期间，在恩师高济宇的指导下，陈家镛试制成功了被国外垄断的农药DDT，终于破除了外国的技术垄断，其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被系里师生刮目相看。
1947年，陈家镛申请了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留学深造的机会，并顺利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的公派留学考试，也是在这个时期，陈家镛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美国毕业后，陈家镛选择去企业工作，因此他受聘到杜邦公司薄膜部，参加了对苯二甲酸二乙基聚酯的连续聚合过程的研究。他根据化学反应工程学概念对该聚合反应速度的控制因素提出的新看法，得到了同事的实验证明，改变了对该聚合过程的强化方法，使得生产流程得以优化改进，企业获益颇丰。
陈家镛曾表示，“那时并不是因为我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多少，而是得益于胆子够大，敢想敢做，所以才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从谦逊的话语中能够体会到他心中对科研的那份执著与从容。
1955年，陈家镛夫妇与两个女儿在美国照相馆留影
开拓湿法冶金新领域
1956年，中美两国政府达成相关协议，中国留学生的归国之路重新开启，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又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希望海外学者归国的号召。陈家镛夫妇决定带着两个女儿回国报效。
回国前，陈家镛还收到了著名冶金学家叶渚沛先生的来信，邀请他到正在筹建的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工作。陈家镛在上大学时早已久闻叶先生大名，于是回国后便欣然接受其邀请，加入了化工冶金所，担任湿法冶金研究室主任，带领同事们开发湿法冶金技术处理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多种有色金属矿。
刚入所的两年间他的压力非常大，那时曾感叹道：“不懂火法冶金，根本无法开展湿法冶金。”于是他从了解国家矿产资源分布入手，通读了《矿物通论》，对岩石组成、矿物鉴定、选矿技术等进行了悉心研究。
1962年下半年，我国第一次利用加压氨浸技术回收铜。当时全国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粮食供应不足只能吃土豆，土豆吃多了脑袋疼，现场的同志们在试验之余就挖野菜、刨土豆。陈家镛经常来东川指导并参与试验，一待就是几个月，他将东川矿务局向上级申请特批的一点点白面、猪肉、香烟也都贡献出来，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得到稍许改善。
1962年，陈家镛（中）在东川与中试车间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就是在这样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化工冶金所与其他单位的同志们一起完成了日处理10吨矿石的中间试验，撰写了《东川汤丹尾矿连续浸取报告》和《东川汤丹原矿氨浸取报告》等研究报告，1964年底通过了云南省冶金局的鉴定。日后又建立了日处理量为100吨矿石的中试车间，并一直生产到1976年。
湿法冶金在回收金、银、铜、镍、钴等有色金属方面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这项环境友好的清洁生产技术也成为中国援助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的一份“厚礼”，为中阿两国的友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忘“化学工程”梦
虽“转攻”湿法冶金研究，但陈家镛始终没有放松对化学工程的探索与创新，深知化学工程作为学科基础的重要性。他倡导将化学反应工程学与湿法冶金结合起来，开展气液固三相反应器及非均相反应动力学的研究，延续至今已取得多项重要成果，成为研究所开展化学工程学研究的基础。
陈家镛经常教育青年要“学然后知不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实事求是，不要弄虚作假，不要心存侥幸”。他谦虚谨慎、严格求实的作风是留给后辈学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